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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教学工作五十余年(1935—1987)       
从事教学工作五十余年(1935—1987)
[ 作者:秦希廉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6031    更新时间:2005-10-2    文章录入:admin

 

从事教学工作五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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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从事教学工作五十余年 (English)
2. 秦希廉教授 简历
3. 本人著作、译作和编选的资料目录
4. 英语语音方面的盒式磁带录音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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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标题恐怕有点自我标榜的味道吧。如果有的话,那只能是出于我对教师工作的光荣感,而不是出于自满或自我夸耀的态度。

1. 经历简述

我从1935年夏毕业于前燕京大学研究院起一直到1987年止,始终是干教育工作的,一共五十多年,半个多世纪。“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期的前五年几乎全国教师都被迫停工。即使在这样极端恶劣的处境中,我也从不懊悔做教师。

我可以自豪地重复地说,我从一开始直到今天,我始终是愉快地充当一名教师,从未动摇,从不懊悔。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具有当教师的光荣感。在旧社会里,例如抗日战争开始后,物价跳动反常,做教师的当然就比平时更艰苦,经常遭受经济威胁,我们只好节衣缩食,但是我们内心并无自卑感。我们丝毫也不羡慕当时走红运的投机商人和私带客货的汽车司机。我们准知道,我们的钱包尽管是瘪的,甚至是空的,但是我们的心灵价值和社会价值却比那些发横财的人高尚得多。在那时期也有个别好心肠的朋友劝我改行,但我并未动心。

我们准知道,乱世的反常现象是不会太长久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混乱状况仍未消逝。国内战争的岁月里(1945一1949),虽然免去了抗日战争时代经常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威胁,但是经济生活上的威胁却是空前离奇的:物价瞬息万变,朝不保夕。我一面干教学工作,一面为了不让我手中的一点微薄工资急剧贬值,须随时赶快到市场上买回家中的生活必需品。即使在那样朝不保夕的处境中,我也从未懊悔过做教师。

根据我的回忆,抗日战争以前的旧社会里,一般小学教师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中学教师的生活只是过得去,大学教授的生活一般也只是尚好或比较宽裕吧,但是谈不上富裕,除非他是大学著名教授有额外的收入,又当别论。尽管如此,教师还是受到社会重视的,公认为是清高的职业。在我国历史上,秀才也好,状元也好,一切文人总归和“穷书生”几乎是同义词。但是社会舆论不仅没有歧视或蔑视教师的态度,却隐含着相当的尊敬。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和我们祖国过去旧式家庭中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这个传统的封建观念有关。在这个观念支配下,“师”也是被人崇拜敬仰的对象。在旧社会里,“农、工、兵、商”不仅不被重视,反而是被轻视的。 因此我在青少年时代大概也受到这种老传统观念的影响吧,从我懂事时起就想做教师。我在读初中时,自己便立志将来也做教师。我还记得在我读初中二三年级的时候,曾经自告奋勇地利用暑假为附近乡村的一些清寒少年儿童办补习班,不收分文报酬。我得到一种愉快和满足。这可算是我乐于做教师的萌芽期吧。

我于1935年夏毕业于前燕京大学研究院后第一次走上教师工作岗位是在我家乡安徽芜湖的中学母校里教英语。第二年在天津省立河北师范学校任教。第三年在汉口武汉女中任教导主任兼教英语。第四年1938,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秋季,我带着全家逃难到江西永新、雩都等县城,在一所从南昌市搬到后方去的教会办的女子中学任教,一直到1943年春季我去福建长汀,在厦门大学任英文讲师。1945年春季我去福建三元县,在江苏学院外语系任副教授。该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我就随该校到江苏徐州继续任教。1947年 秋季我应苏州前东吴大学之聘,在该校英文系任教并兼主任。

1948年秋至1949年夏国立河南大学迁来苏州时,我被聘在该校外语系兼任教授,级别约等于今日的高校三级。他们是按照我在前东吴大学英文系主任的身份定级的。   

我们国家刚刚解放后,教育战线也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全面仿效苏联,外语方面尽量教俄语,把英语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同起来,在大、中学校里尽量废除英语。英语教师一下子就成为国家的赘瘤。我当时工作所在的东吴大学英文系就被迫停办。当时政府尚未接收该校。校政由一小撮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包括国民党的CC分子)所操纵。他们竟胁迫校行政不呈报上级便将我和另几位教师突然解聘。我就去华东政治研究院学习,得到教益不少。结业后我被分配回东大。1952年夏院系调整,我被下放到省立苏州高中任教。我在大学里的学衔和工资级别一下子统统被撤销,工资突然削减几乎一半.这对我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客观上还需忍受不白之冤。什么不白之冤呢?那就是广大群众当然不了解情况,对我的下放肯定认为不是我政治上有问题,就是我业务上有问题.而绝不会看到是教育领导部门一边倒向苏联的偏差。我受到的这种精神上的刺激和经济上大幅度的突降.不是亲身遭受的人是无法体会的。那时也有几位好心的朋友劝我赶快学俄语,争取改教俄语,否则以后饭碗也会成问题。我踌躇苦闷,但我不相信英语会逐渐被淘汰。结果在1956年全国高校恢复英语课程。苏州江苏师院正式成立外语系,设俄语和英语两个专业,我被调回英语系任教。这一段历史是我整个教学工作历程中极端不幸的波折。

从1956年秋季开始,我在江苏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工资基本上恢复1952年我被调出大学时的标准。我的学衔还是几年后江苏省统战部的领导来苏州视察工作时,我提出意见后才恢复我在前东吴大学时的学衔。

1966年六月到1976年十月我们国家遭受了臭名昭著的十年浩劫.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在这次浩劫中的前五年所遭受到的各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侮辱和折磨,在这里由于题目范围的限制,没有必要说什么了。要谈的话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说完的。我在这里只是要说,在这个前五年里,我那时还不到六十岁,我的身体还很好,精力还很充沛,但是就那样活生生地被剥夺了教学工作的机会,白白消耗掉五年宝贵光阴,至今犹感万分痛心。我家被抄五六次,每次都是用榻车运走他们随意要拿的东西。至于我个人的物质损失(主要是几百本书籍)毕竟是次要的,但我依然万分惋惜,因为其中有我仅存的自己的著作和译作、译稿等。我们系几位老教师被抄走的书籍合计数千本,极大部分都由我系造反派头头卖给废品收购站,每斤代价壹角。全部书款入了他个人腰包。这一段历史是我整个教学工作历程中最大的一次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后五年虽然仍旧是混乱局面,但是打、砸、抢的非法胡闹现象有所缓和。1971年我校外语系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读两年半的大学。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我仍旧教课,我仍然很积极地工作,一有空就在课外辅导那些基础很差的学生,有的还是从ABC学起,未经考试也进了大学。在那种四人帮极左的路线下,我当然是免不了经常被监视、被批判、被歧视、被欺压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通过拨乱反正,国家逐渐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大学恢复正常考试招生,恢复四年制。我的教学工作也恢复正常。从那时起我又开始编写一些口语和语音方面的资料,有时还到镇江、常熟等地讲学。1979年冬我还去桂林参加了一次教育部召开的高校英语语音教材审稿会。不久之后我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主要是动脉硬化、颈椎症严重、眼神经反常,因而从81年春季起我们的系领导劝我退出教学第一线,但我仍然主动对一年级新生做些不定时的指导和语音辅导工作。在这几年我就尽量抢回一点过去所丢失和浪费的大量的宝贵时间,一面编写一部英语语音参考资料,又编选一本英美抒情诗,一面灌录了一批盒式磁带语音资料。84年秋季我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我便主动要求再做点少量的教学工作,每周给新生四个班每班各上一节语音辅导课。这样我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自己也感到欣慰。

以上所讲的只是简单汇报我教学工作的经过。总的说,我认为做教师的一般是没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更谈不到有发财致富的幻想,因为在我国历史上“教师”是和“清高”两个字紧密联系的,而“清高”当然意味着不同程度的穷。我从1935到1942是先后在几所中学做教师,经济方面只满足于温饱,还过得去。从1943到今天是先后在几所高校任教,经济方面虽然工资稍高,但是因为我家庭负担重,最初老中小共八口,还须支援我们两家亲属,因此特别是在1948年到1973这廿多年间,我的经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曾多次向人告贷。

在1952年到1956年间我被下放到中学时,工资突然被砍去一半,那时更是窘迫尴尬,甚至多次变卖衣物来弥补生计。接下去在1958到1961那几年全国搞大跃进,人民经济生活陷于极端混乱和困境。人民的主食和副食品供应万分紧张。鸡鸭鱼肉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鸡蛋的价钱每个要四、五毛钱。老百姓每天连三顿饭都不能吃饱。我当然也不例外。我的老友罗慕华先生曾多次由香港支援我猪油、腊肠、面粉等物品。多么不容易!我记得在那个时期我的体重降低了近卅斤,也患了肝肿大的毛病。但是我们的教学工作照样进行,一天也没有停。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校所有被迫害教师的工资有一个时期突然被造反派“勒令”降到最低限度,每人每月只发给他本人自己一个人的最低生活费。我记得我那时每月只拿25元。我省下十元托人带回家。后来我从“牛棚”被释放回家后,才知道那个时期家中也是一筹莫展,经常只好在菜市场买几分钱落脚货的青菜当吃饭小菜。这种悲惨的处境持续了一年以上。当时我们没有人身自由,随时有被关押的可能。最长的一次是被关押了整整一年,不让回家。我病弱的老母探听不到我的下落。她偶然看到我叫儿子拿回家洗的衣服才知道我人还在,没有发生意外,因为那时自杀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所有这些苦难不是因为我犯罪或犯法应得的惩罚,而完全是由于人为的灾难。

刚才我这些话有些罗嗦,但我讲出来无非是回忆事实。主要是想说明,即使在那些困苦的岁月,我也从未动摇我做教师的信念,也没有埋怨做教师倒霉而想改行。现在回忆起来倒是可以自慰的。

下面就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感受吧。

2. 我为什么立志做教师?

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做教师。究竟是为什么呢?分析起来我看不外以下几个原因:(1)传统的尊师观念,前面已说过,(2)做教师的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能博得他们的欣赏和尊敬,自己也感到愉快和满足,(3)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人才,这是个很高尚的目的,(4)我进人大学后,特别是在北京读研究院时期,看到大学教师都讲究钻研学问,很为羡慕。当教授的都享受优厚的待遇和很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我就开始向往争取当大学教授。

3. 教师的园丁作用

我可以恳切地说,我工作越久,年龄越大,就越觉得青年学生是我们国家可爱的幼苗。做一名好园丁,责任也相应地很重大。国家把这些青年交给我们培养,我们做教师的万不可疏忽职责,贻误大批大批青年,否则我们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学生家长,对不起聘用我们的学校,也对不起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我在这里是要坦白地讲出我内心的观点,而不是空谈理论说大话。我抚心自问,在我五十年的教学过程中,我基本上没有做过对学生不负责任的事。我想我所在单位的一些新老领导同志可以为我作证吧。最近几年因为我健康恶化,我们糸领导不让我上教学第一线,但我出于“尽力服务”的良心,还是主动坚持经常为一年级新生做些必要的语音辅导工作,我身体还可胜任,没什么困难。

经常有人恭维我说:“你教了这多年的书,你的桃李满天下了”。我并不感到陶醉飘飘然,因为我多年来教过的学生加起来虽然数目很大,但我和他们每个人接触的时间也往往只限于一两年或更少的时间,最多也只是三四年吧,而且我只是他们求学过程中许多教师之间的一员,怎么能把他们笼统地算为我的桃李呢?当然,把话说回来.即使你只用几个月或甚至几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能对某一学生起到关键作用,把他从偏差的途径引向到正确的途径,他就可算得上是你的好桃李,你可称得上是个好园丁。所以,不论你所接触的学生是长期的或短期的,重要的是看你对他起到的作用多少。这样看法,我想是不错吧。“桃李满天下”是个老谚语。拿今天的话说,教师好比是园丁。他培养幼苗,使它们茁壮成长,结出丰硕的果实,也就是有用之才。

讲这个问题,我可先回忆一下我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给我印象较深、影响较大的某些教师的突出事例来证明教师的园丁作用吧。他们当中有好园丁,当然也有不称职的园丁,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不好的蹩脚园丁对于学生的不利影响,不仅在客观上造成具体损失,在学生的头脑中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某些教师不负责、不称职、没有才学,学生心中是有本帐的,永远不会磨灭的。在另一方面,某些教师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德才兼备,学生也是永远铭记于心,永远感激的。例如我在中学里的一位数学教师,名叫干季飞,是老北大毕业的。他为人俭朴,作风高尚正派,勤奋好学,在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仅仅是他的好学精神就为青年学生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我还记得他每天不论清早或下午,经常是捧着一本他自己钻研的数学书在学校校园里一边走,一边读,一边思考,不为周围的事物所分心。一年到头他的衣着总是非常俭朴,有些不修边幅,因为他埋头研究学问,顾不上这些生活细节。所以我说他给他的学生们树立了很好的勤奋学习的榜样。后来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位美籍英文教授,名叫都孟高,他品德高超,学识丰富,工作极端负责.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并不是他的专业知识,而是他工作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我读大学一年级时,他规定我们每人每周背诵一篇短文,上课时点名叫我们一个个到台上背给大家听,背完后他记录成绩。每周如此,从不间断。在笔头写作方面,他每周利用我们上一节英文课的45分钟时间临时出题,‘叫我们写一篇短文,硬是逼看我们不打草稿集中思想写出来。这是训练我们高度集中注意,完全运用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写出自己的思想,根本无法从别处抄袭,或找人代做代改。下课时必须交卷,由他带回批改。他安排我们每人每周去他家书房一次,由他指点各人作业中的缺点错误.也可由我们提出问题。这种个别辅导已经是很周到了,但还不算,他还要求我们把他批改过的作文誉清一次再交给他过目复阅,然后再发还给我们。他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当时我还不完全理解.后来我越来起体会到它的难能可贵,是超级园丁的精神。那正是我们学英语的人最踏实的基本训练,一般教师是做不到的。他这种踏实过细的服务精神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和影响,我永远感激他,也从他身上学习了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在我过去的五十多年教学工作中也或多或少模仿了他的这种精神。

再讲一个事例:很早以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老校长卜访济对该校全体师生的优良影响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主要是他德高望重.一生全心全意地办学,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对人诚恳和善。他对待学生也是本着言传身教的精神,有礼有节。例如我们在校外路上碰见他时脱帽致敬,他也提帽回礼。我还记得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用书面要求他为我解决一个困难。隔了一段时间,他亲笔答复我,而且悄悄地为我解决了问题,我深为感动。我那时只是一名低年级的学生,他并不因为工作繁忙而把我的个人小事忘掉。他是将一切公事信件依次存档的,因而不致遗漏。他这种居高位而不骄.办事极端认真,对人有礼有节的精神.对他的学生是有很大的教育作用,是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的。

我想再谈一件事;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教育系学习的第二年寒假之前,河北省保定市一所高校要聘请一位教英文的讲师。当时我们的系主任介绍我去,原因是机会难得。他认为,即使我研究院读毕业,也很难到大学任教。即使能进入大学任教,也不会马上当讲师。我自己也动了心,认为倒是个极好的机会,打算应聘。但是我们研究院的领导(一位美籍老教授),他是一位年高德劭、老成持重的长者,他不赞成我半途停学去工作。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决定不去应聘。后来我年事稍长,有了一些社会经验时回忆这件事,确实感到他的主张英明。因为如果我当时只顾眼前的诱引,中途辍学,以后有了小家庭就很难再人学,且我在学历上轻易放弃研究院的学习机会将是个终身的遗憾。

回忆我青少年时代的老师当中也确是有一些不称职的、不负责的教师。尽管当时我们还很幼稚、没经验,不能完全体会或鉴别,但等到我们长大以后回忆起来时,就很容易加以判断和鉴别。这里就举一两个实例来说明吧:在我读高中二年级时,我们的英文教师就介绍我阅读一大厚本英文小说原著。我拿来一试,当然是啃不动,不感兴趣。后来回忆这件事,很明显地看出,那位好心的老师太主观,怎么能指望一个普通中学生读大部头的英文原著呢?好心的老师如果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也同样是错误的。再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读书时选修了一门翻译课。任课教师是个滑头鬼混的人物,很不负责。他每周上两节课,什么指导性的书面或口头材料都没有。他仅仅做官样文章收一下我们少量的译作练习.发还时只看到他敷衍塞责地在上面随便改动几个字以表示他看过了,从不给予什么评论或指导。学期结束时,他给每人一个B等成绩,这样他显得够严格,学生们也不致争闹。现在回忆起来,这样的老师实在太糟糕了。

以上谈了不少具体人物和事例,显得很琐碎,但是我的目的是要说明,做人民教师的,不论是在小学、中学或大学,对于他的学生都是有终身影响的。坏的影响他会记得一辈子,好的影响他会感激一辈子,并且会继承下来传播给下一代。这是一种不可估计的潜在力量.

4. 教师的根本条件

在我五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没有做逃兵,也没有做懒兵。我自问是个相当忠实的兵。是不是个好兵,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刚走上教育岗位不久时,由于没有经验,也没有人指导,曾经打过败仗。但败仗却给了我经验教训。从那以后,虽然也还遇到一些小的曲折,但基本上是顺利的。我在几所中学一共工作了十一年,在几所大学先后工作了约四十年。我自问没有故意偷懒的作风。这想必是我继承了我自己青少年时代那些优秀老师的遗风。至于教学效果的好坏,那不是我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我觉得我教书的技术并不高明,更谈不上什么艺术。不过我深深体会到,做一名优秀的教师,除了足够的知识和足以薰陶学生的品德之外,确实存在一个教学艺术的问题。这种教学艺术要求教师善于运用辩证法,因时因地因人去对待工作,但同时要求教师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一个教师有没有教学技巧和教学艺术,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光是有一颗傻忠心还是不够的。反过来,光是形式上讲技巧和艺术而没有一颗忠诚服务的心,那是不保险的,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两者必须兼而有之。如果一定要追究,哪一个更重要,我倒认为一颗忠诚服务的心还是最主要的.因为有了这颗赤诚的心,你才有可能主动钻研教学技术和艺术。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定的技巧和艺术而不愿为人民服务,或不安心工作,那也是枉然的。

我们平时不是常讲“人的因素第一”和“主观能动性”吗?我在这里所提出的献身教育事业的忠心,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因素。教学技巧和艺术毕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从属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5.近七年来的努力

到了1980年春我的健康衰退,教学工作减轻,家庭经济稍有缓和,知识分子读书著书不再被咒骂为走白专道路,我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实用英语语音教材》,随着就开始编写《英语语音参考资料》。83年我开始编选《精短英美抒情诗选》。同时从 80年到现在,我陆陆续续灌制了一批用盒式磁带录音的语音资料,一共约廿盒。以上的编写和录音工作都是克服困难带病进行的。其目的无可讳言也带有名利思想,但凭良心说,我的主要动机还是认为,一个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的晚年是应该留下一点有用的东酉的,哪怕是很微小的东西。尤其象我这种人,过去浪费了大量大量的三四十年的宝贵光阴,现在总希望在我风烛残年中抢回一点时间,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从解放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近卅年中,我们各种各类的运动和会议多如牛毛。在我们国家极左路线猖撅的漫长岁月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追求知识研究学问也算是过错,真是太荒唐了。过去我们这一支知识分子大军丢掉大量大量的宝贵光阴。个人的损失固然十分可借,国家的损失却是不可估计的。

6.我一生工作的回顾

我的教学工作是做了五十多年,但是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呢?我须抚心自问,作出一个老实的交代。我自知是个很平凡的教师,没有作出象样的贡献,只是奉公守法做些指定的工作。所可告慰于自己的是,我还从来没有被人批评为工作拆烂污不负责。对学生方面我是否起到过良好的作用呢?我自己心中无数。可能有些我曾教过的学生当中也有受过我某些好的影响的,但我自己并不知道。那些当面夸奖我优点的,我认为不可算数。如果有较多的人提出我同样的优点,那我也得分析考虑找出证据,不可盲目地得意。在这里我可以汇报的一点是,我们很多毕业生说,他们在英语语音方面从我这里得过一些必要的指点和帮助。我在课外辅导同学方面是肯做而且做得较多的。我过去经常在学生晚自修时到他们教室里去,对他们进行个别辅导,风雨无阻。近几年来为了加强对新生的语音辅导,我还采取了对每个人轮流指导的措施,及时发现问题,并在我工作簿上记录他们每个人存在的问题,不解决问题不放手,并用评定成绩的办法使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水平,鼓励他们上进。实在不行的人,我就坚持把关,评他不及格,使他有所警戒。这种幕后工作,一般人是不大乐意做的,因为不算工作量,劳而无功,领导也看不见。但是我甘愿去做,不是为了讨好谁,而且我前几年还主动带病上课,无非是自己认为应该发挥余热,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多少作出一点贡献。

我先后在几所大学里工作了约四十年。前廿多年我教课的范围广而杂,曾担任专业基础英语、英汉翻译、英美散文选、英美诗选、英文习作、小说选读、英语语法等课程。最后十多年我任课范围比较集中在英语口语和实用语音两个方面。

前几年我们系领导要我招几名英语语音学研究生这是个光荣的任务,但我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虽然在语音实践方面比较有把握,但在语音学理论方面,自己过去不重视,因而缺乏足够的研究,我就放弃了这个荣誉。有些朋友说我太拘谨,太谦虚,但我认为这种严于律己的老实态度是不错的。欺世盗名的事我不愿做。

在这里我不妨顺便汇报一件在我教学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令我感到欣慰和荣幸的事:1984年9月我寄了四盒磁带录音,是我全部用英语灌音的磁带录音,给英国伦敦大学Gimson教授,请他审听,并要求他毫无保留地提出意见,他很快就热情地答复了。原函摘译如下: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你那篇《英语语调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讲话。你显然是个很有才能和经验的教师……你所说的都有道理。我很钦佩你卓越的高水平的英语口语。”

我在垂暮之年受到这样一位国际著名语音学专家的表扬,使我感到鼓舞和荣幸。我不怀疑他的话是真诚的,因为我们彼此互不相识。我是虚心向他请教。他根本没有必要故意奉承我,向我讨好。我们自己外语系的几位外籍教师也曾先后不约而同地给我相同的评价。坦率地说,我在这里提出这件事并不是要标榜自己。既然回顾我事业的优缺点,就得如实汇报。报喜不报忧固然不对,报忧不报喜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虽然从事教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但并无什么成就可言,只有少量的著作和译作。客观原因很多,我在前面已谈了一些,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怪我自己资质平庸,又缺乏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7.临别赠言

我这个才疏学浅的老教师即将告别教育战线。在告别的前夕不免感慨万端,依依不舍。我感到光荣的是我已干了五十多年教育工作,感到惭愧的是我在学术上无所贡献和建树。最后作为临别赠言,我只想讲出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恳切体会。那就是,我认为要做一名好教师当然要知识丰富,讲求教学技术和艺术,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一颗献身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甘愿做一枝照亮别人燃烧自己的蜡烛。有了这颗忠心,你才可能不断追求业务知识,改进教法,爱护你的学生。没有这颗忠心,一切都靠不住,或者是有名无实。我们全国上下都殷切要求振兴中华。我们伟大的祖国应该对全人类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培养下一代的神圣任务当然是由教师承担。做一名人民教师如果没有一颗为人民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是做不好工作的。敷衍塞责地或不安心干工作,自己苦恼事小,对不起下一代,对不起国家就事大了。

我向亲爱的同志们告别了。最后让我衷心祝愿大家在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宏伟事业中发挥优秀园丁的作用。

1987年夏,时年77

注:本文经秦希廉教授授权在本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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