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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解之缘 苦斗人生         ★★★
不解之缘 苦斗人生
[ 作者:秦秀白    转贴自:《外语教育专家谈》第二辑    点击数:2001    更新时间:2010-8-26    文章录入:SudaCEO

 

不解之缘  苦斗人生

 

(《外国语》2003年第3期,收入外教社《外语教育专家谈》第二辑)

 

 

                                         秦秀白

 

 

步入花甲,更易感叹人生。执教数十年,快乐有之,苦楚有之,欣慰有之,遗憾有之。最朴素的感受是:活得很累很累;最大的欣慰是:我尽了力。趁《外语教育往事谈》续编约稿之机,梳理思绪,倾吐心声,也是一大乐事。

 

(一)

 

读高中时,我学的是俄语。虽然俄语的考试成绩还可以,但从来没想过一辈子要和外语打交道。1960年高考时,我一心想报考中文系或新闻系,但班主任执意让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我答应了。可是“发榜”时才知道我被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录取了。入学后发现:班上很多人中学时就学过英语,尤其是来自上海的几位同学,人家早就能“哇里哇啦”地说出“一串串”的英语了,而我还只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对着小镜子训练发音的舌位和口形呢。就这样,面对那个小镜子,我和英语开始结缘。从此也开始了我的苦斗。

 

从俄语转学英语,首先得过语音关。尽管经常对着镜子龇牙咧嘴地矫正口形和舌位,但总是克服不了乡音和俄语发音的影响。看到别人读课文那么流利自如,我十分焦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念书的苦头。更让人感到痛苦的是吃不饱饭。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缺粮少油,物资匮乏。我记得到校后不久,我们每天下午要集体出动,到学校附近的田野里去挖一种叫做麻绳菜的野菜(南方人称作马齿苋),然后送交食堂,与大米一块儿煮成饭。冬天到了,野菜没了,食堂又推出一种“双蒸饭”。我至今不明白“双蒸”的含义,只知道这样的饭很充数,起码让你在打饭时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老师们的日子也很难过。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几个中学没有学过英文的学生在课间操之后到他家“纠音”。进门时,正赶上老师在蒸“窝窝头”。我们亲眼看见老师用自制的一杆小秤细心地称着玉米面。他颇有几分尴尬地说:“我和我爱人每人每餐只能吃一个小窝头。不计划用粮,到月底可就麻烦了。”当时,学校的确竭尽全力,采取了不少措施解决师生的温饱问题,但对每一个人来讲,1960年冬天的确是个饥饿的冬天。许多学生得了“浮肿病”。在心理上的焦虑和饥饿的折磨下,我也未能幸免,住进了休息环境比较好的“病号楼”,呆了三个星期。同住一个病房的是个非常开朗的大个子。他虽然中学时也没学过英语,但他善于模仿别人讲话的腔调,也喜欢哼歌,所以他的英语发音关就比我过得早,也过得好。从他那里我学了两手:一是发音要靠模仿,而不能只靠小镜子帮忙;二是要大胆,脸皮要厚些;发错了音不要紧,多操练就是了,轻松的心态下学语音,才能奏效。大学第一年,日子过得很苦,可是也能在苦斗中体验到一些收获的喜悦,因为初学者的进步是比较容易察觉的。

 

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教学设备是有线广播。每天早饭前和晚饭后,都要到教室去听老师通过有线广播朗读课文,而高年级的学生则在同一时刻站在教学楼外面收听Radio Peking的新闻转播。如果偶尔见到放映英语电影的通知,那可真像孩童时盼望过年那样,奔走相告,高兴得不得了。到了1964年,我们才见到录音机:一种十分笨重、磁盘像吃饭用的碟子那么大的“钟声”牌录音机。尽管如此,我仍认为母校当时的学习氛围是一流的,至今让我难以忘怀。那是“硬件”无法替代、也无法营造的一种特殊的人文氛围。置身其中,你不能不读书,不能不净化心灵而奋发上进,不能不追求高尚和完美。不论在课上还是在课下,老师们和你谈得最多的是书,是英美名著和作家的趣闻轶事。只要某位老师向某个学生推荐了一本“非读不可的书”,消息自会不胫而走,几天内便能传遍宿舍楼的每个角度,而那本书则立即成为图书馆里的“抢手货”。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北外英语系的老师,很少举办什么“学习方法讲座”,可是每位老师都有个“祖传秘方”,该读什么书,该什么时候读哪本书,一代一代地口传心授,永不停息,早已形成一种习俗,一种传统,一种潜流,势不可挡。而同学们凑到一块儿,谈得最多的也是书,是“你正在读什么书” 、“下一本要读的是什么书”、“能不能把那本书先借给我看两天”之类的话题。要是你还没有读过别人都早已看过的某本名著,那么你真的会感到内疚,觉得羞愧,觉得无地自容。老师以传授知识为乐,学生以崇拜老师为荣。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读书,怎能不进步?在北外的读书生涯使我和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年寒窗是苦斗,但也是一种至今让我心醉的精神享受。我很想在今天的大学里找回那口授心传的传统,找回那种靠老师们的人格魅力营造的读书氛围。

 

(二)

 

如果能从大学生活中总结出什么经验的话,我想有三点可以提及。第一,大学里必须有名师;名师的作用不能忽视。道理很简单:如果在你从事的专业领域里,找不到值得你崇拜的大师,或者你对别人都崇拜的大师无动于衷,你很难激发出求知欲望,很难树立进取心,也很难有所作为。莘莘学子,入学后如果见不到几位大师,听不到名师的讲课,很难让他们产生“名师情结”而进入求学角色。我们60级的学生的确很幸运,进入高年级阶段,正赶上“北外”改由外交部接管,陈毅副总理两次亲临北外,鼓励我们大胆读书,于是英语系为我们开设了有史以来数量最多、门类最齐全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理论课程,使我本人有幸先后聆听丁往道、杨树勋、胡文仲、陈琳、张中载、薄冰、庄绎传、张汉熙、水天同、王佐良等名师的授课;还有些老师,如许国璋、梅仁毅、吴千之等,虽然没给我所在的班级讲过课,但我在不同的场合聆听过他们的教诲。他们都具有渊博的知识、执着的学术追求和巨大的人格魅力,让你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把他们当作心目中的偶像。尽管那时我很少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但他们早就成了我读书和做人的榜样,也正是这种“名师情结”驱使我走上了大学讲台。第二,要掌握一门外语,应主要靠自学。在“北外”读书期间,从一年级开始,老师们都在不同的场合告诫我们:要尽快培养自学能力。1964年,根据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那个年级作了一次小小的“改组”,成立了一个“快班”。记得上第一堂课时,王佐良老师把我们几个人领到了英语系的资料室,向我们逐架介绍那里的书,逐册介绍那厚厚的一本本词典和参考书。当时他是英语系的系主任,平时见到他总有些敬畏心理,可是在向我们介绍那些参考书时,他始终微笑着,语调是那样的平和、亲切,眼睛里一直闪耀着充满希望和重托的神情。那堂课没在教室里上,可是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重要的一堂课,真正把我们领进了知识的殿堂,应验了古训: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古人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大意是:学生若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要去启发他;学生若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偶有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时,那就不要去开导他;举一“角”为例教他思考,而他却不能推知其它三个“角”,则不要再教了,因为他太不用心思考了。自己不求上进,有再好再多的名师,也难以成材。好学生都不是在课堂上由老师“教”出来,而是靠老师在课堂内外“导”出来的。就学习英语而言,不要把“宝”都押在课堂教学上,而要靠自学。We live in and by language. 要学会在生活中学英语。生活的范围有多大,你的英语学习天地就有多么宽广。诚然,你周围的语言环境是汉语,但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虚拟的“英语世界”。常问问自己:这层意思或这个事物用英语该怎么表达?在这种场合或情景下,“老外”会说些什么话?带着这类问题去读书,去请教他人,就能“立竿见影”。有了这种意识,你就会发现: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学英语,一辈子都在学英语。第三,听、说、读、写是一个整体,当然都重要。可是在中国学英文,我觉得还是要在“读”、“写”上狠下功夫,才能打下比较坚实的语言功底。记得在大学期间的第一个暑假,我没有回家,而是在学校里补习功课。一个暑假我读了30本英语简易读物,几乎每天读一本。我本来就很喜欢读中文的文学作品,英文名著的简写本把我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能不废寝忘食地阅读,不仅扩大了词汇量,而且学到了文化知识,为我以后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读完二年级,老师们让我们读原著,而且要从The Path of Thunder读起。随后便是一个很长的书单。读完一本书,就写一份读书报告,把故事情节用自己的话概括一下,就内容和作家的写作技巧和风格发表些看法,有时还拿给老师批阅。类似的课外读写活动完全是自觉行为,没有人逼你去做,也没有人会检查你是否这样做了,可是大家都在这样做。我深深体会到: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读、写太重要了,尤其是在已经具备一定的听说能力之后。要读大量的英文小说。就英语学习而言,一部英文小说其实就是一个用英语建构的“虚拟世界”。那里有人,有人的心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揭示,有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冲突和调和。走进一部英文小说,你实际上就已经“生活”在一个“英语世界”里了,还愁没有东西可学?经典作品要读,写得好的当代通俗小说也要读,因为后者的语言更新鲜,更有时代感。大学一、二年级时,老师建议我们用英文记日记。我照办了。用英语把周围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抒发内心情感,苦于无词时,就用中文替代,或干脆留下空白,待日后知道该用什么词时再填补。这样做,既可修身怡情,又可培养用英语进行思维的能力,我从中受益很大。

 

(三)

 

学了几十年的英语,也教了几十年的英语,深切感到:真正掌握英语且做个与时俱进的英语教师,实在是太难了,也太苦了。即使竭尽全力,我们也只能熟悉跟我们的生活和职业相关的某些方面的英语,也只能在这些方面“教”别人学习英语。社会上有些人,以为我们教外语的,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用外语表达,这其实是对我们的最大误解,也是一种冤枉。我们靠语言生活,可是在语言面前,我们永远是无法毕业的学生。和英语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也当了英语教授,但我一直感到我的真实身份还是“an English major”,这种感觉早已升华为一种“情结”,束缚着我的心灵,激励着我不断进取。即使到心脏停止跳动前的那一刻,也不能说“我毕业了”,而只能说“我终止学习了”。

 

刚走上讲台时,我的“师傅意识”很强,总觉得自己能教别人学好英语,也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肚子里的那一点货和盘托出,把学生“灌”得饱饱的,以为这就是个好老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随着人格的不断成熟,我逐渐地体味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记·学记》)的道理。在知识的海洋里,你只有苦斗的义务,也可以体味出其中的乐趣,但你休想达到彼岸而一劳永逸。教了十个月的书,正当我最需要结合教学工作系统地读点书时,“文革”爆发了。就年龄而言,我当时不该属于“革命的对象”,但也被贴了十多张的大字报。而且贴我大字报的多是学习好、颇受我青睐的学生,因为他们受我的“智育第一”思想“影响最甚”、“受害最大”。随后的十来年里,英语只能成为我的“暗恋对象”。西方的文学原著是肯定不能公开读的,但我还是偷偷地读了点儿,英文版的“毛选”和毛主席语录是可以读的,那么我就大胆地读,甚至整段整段地背诵。“文革”期间读英文是没有什么既定目标的,只是出于和英语结下的不解之缘;鲁迅的作品是可以读的,于是我就一本本地读。20世纪70年代,我最渴望做的一件事是收听英语广播,但那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心想Radio Peking总是可以听的吧,于是趁夏天户外乘凉之机,我打开收音机听起了Radio Peking。可是有一次,居委会的一位婆婆走过来,竟问我听的是什么外国话,使我立即警觉起来,向她解释说:这是我们国家官方的对外新闻广播。我那时要是住在校园内,或许听广播的胆量会大些,至少可以找到能替我说话的证人。我想,凡是经历了“文革”风暴的外语教师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年我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思想困惑。没有书读是痛苦;有书不能读,更是痛苦。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春天。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比前辈更加幸福。我的许多老师都没能享受到今天我们所享受到的学习环境、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或许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和无情。如今,我们学习外语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研究的氛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国家的政策这么好,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们的知识丰富了,可是我仍旧感到压力重重,仍需苦斗。这是因为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我们身上的责任也重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年轻时那种盲目的自信渐渐地离去,取而代之的倒是胆怯和不安。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不读书、不接受再教育是混不下去的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感到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同时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那就是要重新学习,要学习计算机方面的科技知识,学习先进的科研手段,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在信息时代,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教师和学生真正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课堂”已经全球化,教师和学生在获取知识上的“时间差”可以不存在了,师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朝着“合作伙伴”(collaborator)的方向发展。“好老师”其实就是学生的“好帮手”(facilitator)。教师的角色正在从“前台的圣人” Sage on the Stage)转向“靠边站的向导”(Guide on the Side)。这种角色的转变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挑战。“靠边站的向导”其实比“前台的圣人”更难当。因为你再也不能照本宣科了。“一本教材讲它十来年”的时代该结束了。教师要发挥“向导”的作用,就必须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学生设计学习计划,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策略,提供有价值的学习资料。我逐渐认识到:教师的职责不仅体现在“教”上,更应体现在“导”上。我很赞赏这样的比方:好教师就像个好的“牧羊官”,他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能够把羊群径直带到既有水又有草的地方,而后他便回家干别的事去了,天黑了才把羊群领回家。不好的“牧羊官”不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常常把羊领到既没水又没草的地方,还生怕羊儿不吃草,于是手持长鞭,守着羊群,直到天黑才把羊群赶回家门,折腾了一天,羊儿还是没有吃饱。从重“教”转向重“导”,这实际上是教学观念的变革。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导”字上。要引导学生尽快地找到实现学习目标的最佳途径;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有效的学习策略,开发其认知能力;要用教师的人格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为学生提供各种便利,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通过各种途径找到需要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完成学习任务,同时利用新技术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当然还要教导学生培养高尚的道德、完善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总之,时代在变,我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该迎接的挑战也越来越多,不能只教书而不从事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了。这也是做个与时俱进的外语教师往往“活得很累很累”的另一个缘由。就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养成不断读书和积极思考的习惯,坚持以恒,锲而不舍,总会学有所成的。不要仅仅为了“评职称”而读书和研究问题,也不要因为当不了学贯中西的大师就半途而废。教书、读书和治学,这其实是一个整体。坚持这样做,其实就是一种追求,一种情操,一种生活方式。成就可大可小,但只要自己尽了力,就能无愧于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良知。

 

既然我和英语已经结下不解之缘,我还得苦斗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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